第一百六十章 武经修撰人 (第2/5页)

令构成，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甚至前后矛盾、冲突的律法体系。

    新上任的官员就算有几年的积累，也几乎不可能搞清楚这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他们处置各种事务，压根离不开手下那些在这套体系钻研了半辈子乃至一辈子的老吏协助。

    而因为这种知识性的垄断，也就很容易形成父子相传、对某种吏职的垄断。

    史轸从他的祖父到他父亲到他；在他祖父之前，史家甚至就有几代先人在兵部及前朝兵部任吏，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而历朝以来都有任命士臣修撰经义的传统，但大量的资料搜集、考证，乃是实际的编撰工作却都是由具体的吏职去做。

    这也就容易形成深厚的家传家学。

    大越修撰《武经总要》，初衷是希望文武将吏都能系统性的学习、学握军事知识。不过，在以文御武、以文治武的祖宗法限制下，《武经总要》成为士臣纸上谈兵的依仗，而真正有着统兵作战经验的禁厢军将领，却很难参与到军事决策的讨论中来。这使得大越文武将吏对军事知识的学习掌握，是极其流于表面的。

    相比较之下，史轸及其父祖作为武经总要的实际编撰者，即便他们没有实际的统兵作战经验，但他们在编撰时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需要掰揉碎了后反复的考证、研究，因而他们对《武经总要》的研究、理解，远非那些纸上谈兵的士臣能及。

    徐怀坐回案席之后，盯着史轸，说道：“史先生说对兵事略知皮毛，我却想听听所谓的略知皮毛，如何叫史先生身在应州感受到有垂堂之危？特别是刘世中、蔡元攸今日说到借兵，又是怎样的略知皮毛，叫史先生立时有如坐针毡之感，迫不及待想抽身